原因和两税法的推行有很大的关系。
两税法规定了各道和各州的税额,但比较简单粗暴,就是取大历年间税额最高的那年为基准。盐利也一样,既然刘晏辉煌巅峰是整个东南一年六百万贯,那以后就是这个标准,唐政府是把六百万贯配额给各个盐铁领域的场、院官吏,如杭州盐场每年为三十六万贯,苏州盐场则是每年一百零五万贯,这便是场院官吏们的“盐课”,是否能达成或超越这个定额,成为考课场院官吏的唯一标准。
既然如此,各场院为完成配给来的盐利定额,当然要各显神通了,这便是所谓的“争课”。
但刘晏后,盐课实则很难再达到六百万贯。
为什么?很简单,钱荒是一个重要因素,而布帛的降价是另外个重要因素。
如今的皇帝即位后,唐帝国大部分地方都从战争创伤里纷纷恢复,米粮连年丰稔,布帛织造也稳步回升,人户数量同样不断孳生:米价越来越便宜,布帛也是一样的。
这一两年,江淮东南的布帛,一匹中等质量的,实际只需一贯钱了。
可盐商依旧按照昔日的“……
(ò﹏ò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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