古代中国并非封闭的令人窒息的国度，国内不同民族间经济、文化交往和国际间异质文明交往从未中断过。 明代中后期中外交往愈加频繁，东西方文化交流加强。尤其是在弘治、正德之后，皇帝大多昏聩怠政，朝廷对社会的控制渐趋松弛，经济、文化上相对独立使得知识阶层得以游离于官方主流政治秩序之外，野史笔记逐渐勃兴，野史记载范围非常广泛，取材非常丰富，记载空间从内地向边疆甚至海外大大扩展，《行在阳秋》《南诏野史》、《朝鲜复国经略》、《狩缅纪事》、《明末滇南纪略》等有多处边疆和异域记载，有些野史中有倭船驶华及有关琉球群岛的记载。晚明野史撰述颇具世界眼光，反映明人的世界视野，这是与当时世界历史发展大环境相适应的。在明代被称作佛郎机的葡萄牙是较早为中国人所熟知的欧洲国家，《明史·佛郎机传》对此有专门记载，而较早注意佛郎机人的野史著作是叶权的《贤博编》和王临亨的《粤剑编》。
叶权（1522—1578），字中甫，安徽休宁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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