春秋时期，提倡“德治”、重视“人治”、维护“礼治”，却唯独没有“法治”。大多数时候，社会结构是以家庭为本位、以伦理道德为中心、以宗法等级为根基维持运行的。
遇到此类的恶性刑事案件，要么是宗族内部处理了，要么就是依照约定俗成的乡规民约处理。于正虽然设了监察司，但是大多时候，监察司却处于无事可做的状态，“民不举，官不纠”便是此时的常态、
当然最根本的，还是因为此时没有“法”的概念，只有模糊的“规矩”约束，也就是“礼制”和“民俗”。
于正隐约记得，一直要到春秋末期，郑、晋两国出现的“铸刑鼎”事件，才标志着中国古代成文法的正式产生。
公元前536年，子产“铸刑鼎”，将法律条文铸在鼎上，公布于众。这是中国古代第一次公布法律。公元前513年，晋国大臣赵鞅、荀寅同样将该国法典铸在铁鼎上，公布于众。
于正欲在黑山实行“法治”，但却出现了无“法”可依的状态，这不得不说让他有些沮丧。毕竟现在才公元前658年，离着成……
(ò﹏ò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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