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攀龙《上罢商税揭》就危言耸听，夸大其辞说“加派之害以税计，商税之害以日计。商税非困商也，困民也。商也贵买绝不贱卖，民间物物皆贵，皆由商算税钱。今税撤而价不减者，实由矿税流祸四海，困穷加以水旱频，仍干戈载道，税撤而物且踊贵，况复而宁知底极乎”还说：‘夺民之财，非生财之道也；生财之道，生之，节之，两端而已’他似乎认定征收商税，就是夺民之财，似乎国家的开支费用，只有靠节省一下，就能自动从天上掉下来了，愣是把皇帝征收点商业税骂成了十恶不赦，足见文官对于商业的维护力度。
在这种局面之下，朝廷从商业上获取的利益微乎其微，洪武时有400多个税课司局，但到了大明中期仅存112个。其余的因无利可图而被关闭。嘉靖年户部报告某个税课司巡拦每年俸粮工食费不下400余两，而其征收折钞银仅为110两。“大部分的好处尽数落入了商人与文人的手中，朝廷半分好处也没有。
这个局面不是没人知晓，但工商业几乎拥有了整个文官集团支持……
(ò﹏ò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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